此圖為陳洪綬所繪《芝仙祝壽圖》，畫面正中有一老者拱手肅立，美髯戴巾，應(yīng)為前來祝壽之人。其后侍兩童仆，一童持瓶，瓶插虬枝，余一童雙手舉翎飾傘蓋。其右立一持扇高士，方臉大耳，頭上簪花，衣襟半開，灑脫不羈。老者左側(cè)乃一高髻女郎，曲眉豐頰，鳳眼櫻口，廣袖曳裙，足蹬華履，左手持羽扇，右手指前，似為眾人引路。女郎后有侍女捧花果盤。整幅畫中惟有高士望向畫外，神情頗耐人尋味。陳氏在1635年曾繪《喬松仙壽圖》，畫中高士同樣望向畫外，據(jù)題識可知，畫中高士乃陳氏本人，故此處推測高士或為老蓮自畫像。而人物頭帽簪花系陳氏一貫風(fēng)格，可見《楊升庵簪花圖》（約1636）、《阮修沽酒圖》（1639）、《倚仗閑吟圖》（1645）、《鐘馗像》（1645）。畫中人物雖儀態(tài)各異，而攜禮共赴壽宴。人物衣紋用筆有鐵線描意，流暢自如，細勁轉(zhuǎn)折，無不合節(jié)，須發(fā)游絲，尤見功力，屬老蓮成熟風(fēng)格。
陳洪綬（1598～1652） 芝僊祝壽圖
設(shè)色綾本 立軸 129×52cm
畫上題識“楓溪陳洪綬畫”?！皸飨碑?dāng)指陳洪綬之籍貫，陳氏生于浙江紹興府諸暨縣楓橋鎮(zhèn)，其二十六歲初次北上，歷時十五月返，中年到甲申國變，多半在諸暨與杭州，后又赴京三年又四個月，晚年先是在紹興五年，然后杭州四年，去世那一年方回到紹興。除去北上兩三次，陳洪綬一生大多活躍在蕭山、杭州及紹興地區(qū)。陳洪綬早年用款多用名而不用字號，以“陳洪綬”或“洪綬”署名，所謂“畫不章侯”。此圖用款“洪綬”作草書，早見于1619年《橅古圖》中，“洪綬”二字便作草書，但早期“洪”字較為方扁，后逐漸變?yōu)殚L方，1639年木刻《九歌圖》上的題款便以作此寫法，此圖中即可見“共”字上部拉，下部矮短?！熬R”字左邊部分貫草作鉤子，早期鉤子圈寫較大，中期以后長鉤簡化作一豎，如圖。此圖用印“洪綬私印”（朱）及“字章侯“（白），前者與《張深之正北西廂插圖六幅》（1640）及《代馬權(quán)奇書序》同，后者亦見于《花鳥圖冊》（1633）與《聽琴圖軸》（約1649）。單以款印推斷，此圖應(yīng)為陳氏中期（1631～1644）作品。
陳洪綬的晚年歷經(jīng)滿清入關(guān)和兵戈戰(zhàn)禍，曾出家為僧以避亂，局勢稍定后便回鄉(xiāng)，鬻畫以謀生計。其時畫壇中文人有生活困頓者，多通過代理人、中間人及書信往來等間接或直接的方式接受委托，書畫或被作為禮物回饋，或作為答酬交易，陳洪綬余年的大量作品即因此創(chuàng)作完成。與顧主關(guān)系疏離或應(yīng)景而作，則作品多粗疏簡略，好友張岱曾抱怨所得陳洪綬的作品乃“涂抹殆遍”的“未完之作”。私交甚密或身受其惠者，則作品經(jīng)精心繪制。如1650年陳洪綬為其主要贊助人周亮工繪制了著名的《陶淵明故事圖》。以祝壽題材為例，陳洪綬一生所畫此類題材頗多，早在1616年便繪有工筆重彩的《人物圖》扇為其岳父賀壽，扇中畫有紅衣道士及隨從，手捧仙桃，兩人行色匆匆，似怕誤了壽會時辰。另有《彈唱圖》（約1649）、《松壽圖》（約1635）、《寫壽圖》、《獻壽圖》、《飲酒祝壽圖》（1649）、《麻姑獻壽圖》、《水仙靈芝圖》（約1649）、《仙侶圖》（約1649）、《拂樂仕女圖》（約1649）等，陳氏于1652年所繪的《人物通景屏》為其有年款的最晚作品，共十條，題材為群仙祝壽。陳洪綬所畫祝壽作品中，不乏職業(yè)畫家貫用的題材，祝壽圖必有松、鶴、萱、桃等物事，可推為換取生計之作或作為一般酬謝。此外亦多有精巧結(jié)構(gòu)，如1638年所作《宣文君授經(jīng)圖》，此圖為陳洪綬受諸位堂兄委托，為姑母六旬大慶所繪，畫作中將姑母比作古代人物宣文君，描繪了宣文君講學(xué)的場景，所畫人物眾多，景致開闊，有白云蒼松、叢樹石坡，觀畫屏、帳篷和琴案的布置，功力處處俱到。又有所作《仙侶圖》，從一銅器中升出小仙向老者呈獻玉杯，以寫頌祝。此《芝仙祝壽圖》人物經(jīng)營，工筆勾畫，用色典致，乃至童仆的衣物紋飾皆細心描畫，當(dāng)為贈予好友的用心之作。
晚明書畫家常以綾代絹，而陳洪綬極少用之，作品中綾本設(shè)色較為少見，所知有《斜倚熏籠圖》（1639）、《高士圖》（約1645）、《撲蝶仕女圖》（約1650）、《調(diào)梅圖》（約1649～1650）、《聽琴圖》（約1649～1650）。此圖為綾本設(shè)色，且為人物畫，保存較好，故極為罕見。
